2021年7月16日，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“鸣锣开市”。这是在“双碳”时代，中国推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全国性碳排放交易所。

一、碳减排的时代背景

如今，气候变化已成为影响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隐形力量，也成为各国博弈的无形战场。人类在不断努力提高生活质量的过程中，无时无刻释放着大量的二氧化碳，比如发电厂、燃油车，甚至你的呼吸。根据1997年的《京都协定》（全称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》），6种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(CO2)、甲烷(CH4)、氧化亚氮(N2O)、氢氟碳化物(HFCs)、全氟化碳(PFCs)、六氟化硫(SF6)等。二氧化碳在温室气体中排放量占比最大，对环境影响最严重，因此往往以碳排放来指代温室气体。

尽管大国博弈在多方面存在利益冲突，但碳减排成为了全球重要国家形成共识的政策选项。截至2020年4月，全球实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国际气候协议缔约国有31个，中国也加入了减排大军。2020年9月22日，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表示，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，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，二氧化碳的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实现“碳达峰”，2060年前实现“碳中和”。2020年12月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“做好碳达峰、碳中和工作”列为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之一。

碳达峰，是指碳排放总量在某个时间点达到历史峰值，随后进入平稳下降阶段。碳中和，则是指通过植树造林、节能减排、能源替代等手段，让排出的二氧化碳被吸收，最终实现“净零排放”。

二、如何实现“碳中和”？

那如何才能达到“碳中和”的最终目的呢？经济学家们脑洞大开，将经济活动的环境外部性逐步货币化，秉承着“谁污染谁付费”的原则，把碳排放权数量化、商品化，建立碳定价机制，让减排不仅仅是一项政策要求，也成为了一种企业的经济考量。

一种方式是强制性手段，即政府征收碳税。2021年7月14日，欧盟公布了13项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协议，其中包括建立欧盟“碳边界调整机制”（CBAM，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）——欧盟将对从碳排放限制相对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钢铁、水泥、电力、铝和化肥等商品征税。2021年7月19日，美国民主党也公布了一项名为《2021年公平转型和竞争法案》立法草案，主张对进口的碳密集型商品征碳关税。这种征税的方式虽然增加了企业碳排放的成本，但仍然无法限制最终的碳排放量。

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市场化机制，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，将碳排放的权利作为一种资产标的，来进行公开交易。首先，由政府确定整体减排目标，并根据过往碳排放情况等给每个企业制定碳排放配额，这个配额可以在交易市场自由交易。受到经济激励、减排成本相对较低的企业会率先进行减排，进行科技和产业升级，卖出结余的碳排放权，获取额外收益；减排成本较高、超标的企业则通过购买碳排放权来降低碳排放达标成本。这样，用市场机制“惩罚”减排未达标的企业，“奖励”超额减排的企业，就能逐步减少全市场的总碳排放量，实现“碳中和”。

一、全球碳交易市场现状

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实现“碳达峰”与“碳中和”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，但当前全球并未形成统一的碳交易市场。路孚特发布的2020年碳市场回顾报告显示，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交易总量增长了近20%，市值达到2290亿欧元，已超过2017年的五倍。这标志着全球碳交易市场已连续四年创纪录增长。其中，欧盟是碳交易市场的领跑者，2020年欧洲碳交易市场规模为80.96亿吨，市值达到2013.57亿欧元，约占全球碳市场份额的88%。中国的碳交易还处于起步阶段，2020年预估的碳交易市场规模为1.34亿吨，市值仅2.57亿欧元。

二、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

《京都协定》规定了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，而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。我国于2011年开始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，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重庆、湖北、广东及深圳7个省市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。2021年7月16日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上线交易。

电力行业是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上市先行军，参与首批开户的电力企业共计2225家。为什么选择电力行业？一方面由于能源发电与供热是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；另一方面，发电企业数据基础较好，排放量相对来说便于核查。

未来随着各行业碳权测量标准明晰，“成熟一个、纳入一个”，碳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将逐步扩大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预计石油、化工、建材、钢铁等重点能耗行业都将被纳入到碳交易市场。

我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，现货交易设在上海（类似于上交所和深交所的功能），登记结算中心设在湖北武汉（类似于中登公司的功能）。而2021年1月22日设立的创新型期货交易所——广州期货交易所，或将成为碳排放权期货的交易市场。除此外，2021年9月1日发布的《关于贯彻落实金融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意见的实施方案》中提到，要推动设立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场所，海南或将成为与国际市场联通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。因此，未来国内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很可能将形成“四城联动”模式。

三、碳金融市场的探索

“双碳”目标的实现还需要金融支持。目前，国内的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较少，暂未形成真正的碳金融市场。

国内碳市场运行初期，首批参与者为控排企业，机构投资者和个人都不会参与。生态环境部组织起草的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（草案修改稿）》中提到，重点排放单位以及符合规定的机构和个人，是全国碳排放权登记主体。这意味着，碳交易未来或将以一种金融投资的方式，让公众参与进来。与证券市场不同，现在碳交易市场缺少类似券商功能的“碳商”，“碳商”不仅能为普通投资者提供服务，增加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，还能充当“蓄水池”，平滑履约季和非履约季市场的交投活跃度。

碳定价是碳金融创新的基础，而形成有效碳定价需要建立期货市场。广州期货交易所从诞生之初就背负了碳排放权期货交易的使命，目前碳期货仍在研究开发进行中。从欧盟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来看，碳期货的交易量占碳市场交易规模的80%以上，为欧盟碳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。

碳金融不仅能为碳交易市场提供更好的流动性，也能充分发挥价格发现功能。

举个例子，假如企业2022年预计要扩产，需要产生碳排放1万吨，但是分配到的碳排放额度只有5000吨。企业可以选择等到2022年结算的时候到市场上去购买碳排放权现货，但届时的交易价格未知，这时企业可通过2022年的碳排放权期货价格，来提前锁定排放成本。倘若经济过热，大家都想拼命扩产，碳交易市场供不应求，期货价格升高，则会打消一部分企业扩产的念头，只有最具盈利能力的企业才会仍选择扩产。

碳排放权交易将企业生产的外部性货币化，而碳排放权期货则能揭示市场对碳排放权的未来定价，从而形成市场化的供需调节机制，进一步激励企业不断改进技术，提升生产效率。

四、碳交易的受益者——卖碳翁

要说碳交易下的最大受益者，那特斯拉一定是杰出代表之一。在其2020年年报中，特斯拉首次实现全年盈利，但盈利并不直接来源于汽车销售，而是来自向其他汽车制造商出售“碳积分”。2020年，特斯拉通过出售碳排放额度赚取16亿美元，是其净利润7.21亿美元的两倍。事实上，从2010年开始，特斯拉靠卖碳积分累计收入已经超过42亿美元（约合271亿人民币）。

按照中国标准，特斯拉在中国每出售一辆电动汽车，可获得5个碳积分。2020年，特斯拉在中国卖出了近14万辆Model3汽车，拿到了近70万个碳积分。

其实，无论是国外的碳积分交易，还是国内的新能源车双积分制，都只是一种手段，碳中和才是最终目标。碳交易市场不仅有助于市场化手段激励高能耗企业减排，早日实现“双碳目标”，提升企业的社会和环境责任感，也有利于技术创新，刺激投资流入减碳技术和新能源行业，推动经济发展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依赖型转型。